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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牌下的真相》:日本最讓西方遊客惱火的,莫過於東京的街道沒有名字

文:迪兒德芮.麥斯葛(Deirdre Mask)

韓國與日本:誰說街道一定要有字?

「這座城市的門牌街道沒有名字」,法國文學理論家巴特(Roland Barthes)如此論及他待在東京的下的西方時光。一九六六年春天,真相最讓字巴特受邀至日本演講,日本他的遊客有名演講主題是「敘事的結構分析」,該演講其實是惱火讓他去東京的一個藉口;巴特當時五十幾歲,在法國已經十分出名——法國或許是莫東京的街道沒全世界唯一一個可以讓文學理論家享有盛名的國家。某位評論者解釋道,過於巴特之所以旅行至日本,門牌「是下的西方為了暫時放鬆自己,解脫身為法國人的真相最讓字繁重責任」。

看到東京與巴黎的日本巨大差異,巴特感到很驚訝。遊客有名他表示:「居住在一個自己語言不通的惱火國家,並且勇敢地生活在遊客足跡之外的莫東京的街道沒地區,乃是冒險中最危險的一部分。」 巴特又寫道:「若要我來構想一篇新魯賓遜(Robinson Crusoe)的故事,我不會讓他置身在孤島上,而是使他身處一座有著一千兩百萬人的城市,但語言、文字全部不通。我想,這應該就是狄福(Defoe)故事的現代版本。」

做一個魯賓遜,或者自我放逐於異國都市,在我聽起來頗為悲慘。但是巴特是位「符號學家」,也就是說,他尋找每件事物中的意義(如果有人怪你對於事物的解讀過多,那你也有可能是個符號學家了)。在一個像日本這樣的地方,所有事情看起來都如此不同,巴特因此得以從自己原先的理解之中解放出來。

沙茲(Adam Shatz)如此寫於《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最能取悅巴特的,莫過於一種他所不懂的語言的『沙沙聲』。終於,語言可以自意義處解放、自他稱為『黏著』的參照性中解放,並轉化為單純的聲音。」回到法國之後,巴特竟對日本有思鄉式的想念,數年後他寫了一本遊記類的書,書名為《符號帝國》(L’Empire des Signes),其中描述了他在東京街頭旅遊的經歷。

到今天,距離巴特初次至日本旅遊又經過五十多年,或許最讓西方遊客惱火的,莫過於東京的街道沒有名字(只有少數重要街道有名稱)。東京的作法不是命名街道,而是將街區加以編號,街道僅不過是街區與街區之間的空間罷了;另外,多數東京建築的編號並不是根據地理排序,而是依據建造的時間。

沒有街道名稱讓交通、尋路變得甚具挑戰性,即便對日本人自己亦是如此。為了幫助人們找到方向,東京內散布著「交番」,交番是有警官駐守的小建物,警官熟悉當地,且備有詳盡的地圖與厚厚的指南書。傳真機的使用在日本十分長壽,當其他地區已漸漸淘汰傳真機時,日本人還是因為喜歡——且必須——傳送地圖而繼續利用之。巴特寫道,他會請計程車司機開到大大的紅色電話亭,打電話給主人詢問交通指引。智慧型手機的地圖對於在日本交通一事,造就了革命性的改變。

手繪地圖是巴特在日本時的樂趣之一。他說:「看人寫字是件快樂的事,看人繪圖則更加享受。每當有人以此法告訴我地址,我看見對方將鉛筆倒過來準備用筆尾的橡皮擦,擦去多餘彎道、高架橋路口的筆跡時,我都會加以阻止。」

豪威爾(David Howell)是哈佛大學的日本史教授,他透過電子郵件向我解釋,日本史上的街道從未命名過。十七世紀的都市區被分為矩形的街區「町」,在町內擁有房地產者也具有某種治理的責任。町成為都市管理與地理的基本單位,一組町會經常共享同一個名稱;多數的區域會有一間店,新來者、外來者皆可來此問路。武士居住於比較大的土地上的牆防建物,故要找到較為容易,只要問問路、或使用流通的地圖即可。

豪威爾告知我:「人們似乎不覺得有需要將固定不變的名稱賦予土地或建物。我設想,這是因為町面積頗小,要找到事物頗為容易。」後來,土地加上了編號,而町更進一步分化成更多町,日本人似乎從沒理由對此作法加以變更。

此番歷史解釋有助於我了解,日本的系統是如何出現的,但我依然好奇的是,日本人起初為何認為町是將空間加以組織的有效辦法?薛爾敦(Barrie Shelton)是現居於日本的都市設計教授,他從一項特殊的源頭找到線索:他個人的成長經驗,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小城中的一個學童。薛爾敦在諾丁漢(Nottingham)長大,老師曾給他一張橫線紙,教他寫字母,學習目標是整齊地沿著橫線寫字母,他說有時候還會有「多出來的線,為了對齊小寫字母的上端與下端」。我在美國學寫字的時候也是這樣,現在我五歲的小孩還是這麼學的。

然而,使薛爾敦感到驚訝的,是他的妻子繪美子學習書寫的方式。繪美子來自日本,而她書寫的紙看起來和薛爾敦與我記憶中的都不同。日本人有三種不同的書寫文字,大量書寫的日文使用漢字,也就是從中文借來的字,漢字屬於表意文字,每個字都代表一個詞或概念,雖然漢字的形狀可以讓人摸索其意義,然多數情況下漢字必須予以背誦而記住,而不能「拼出音來」。

漢字不是書寫在線上,繪美子告訴薛爾敦,日本人書寫的紙張沒有線,而是有許多方格(稱為「原稿用紙」,至今日本的學校依然使用著)。每個漢字都是獨立的,且它們都可以獨立地被全然理解,這有異於英文字母,英文字母必須放在線上、拼在一起、由左向右讀,才能夠造就出語詞(英文字必須注意空間配置,例如redone 和red one是完全不同的)。閱讀英文時,如果字母全部都是大寫,也是件很累人的事;如果閱讀垂直書寫的英文字,那更是令人痛苦。但是日文可以用很多種方式閱讀,薛爾敦指出,鵝毛筆「在紙上書寫時是往同一個方向去」,而日文用筆則可隨意朝各種方向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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