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克拉斯・布許曼（Claas Buschmann）
後記（節錄）
我知道看起來有這種感覺，當死的視的改但其實不是說者打真的正面每件案子都那麼怵目驚心，像是話時後記在合租公寓被殺害的女大學生；也不是每件案子都那麼暴力，像是與死野毆殺後被棄於陽台的男人；更不是每件案子都那麼恐怖，像是交道樓梯間燃燒的女人。
法醫學偶爾甚至還會碰到讓人開心的改變案子，就比如過去幾年裡我最喜歡的且都一個案子吧，它在我心目中是當死的視的改二〇二〇年度最佳案件！主角是說者打真的正面一位老先生，高齡九十二歲，話時後記擁有博士頭銜和五個孩子。與死野聽起來很不錯，交道對吧？根據他親朋好友的改變說法，他最喜歡做的且都事就是懶懶地躺在躺椅上，在陽台曬太陽。當死的視的改而他的屍體被發現時，正好就是在做這件事。
我說的就是字面上的意思：這位爺爺只是在曬日光浴時安詳地睡著了，從此一覺不醒。三天後有人發現了他，因為陽光的熱度和直射的緣故，他的屍體狀態不怎麼好，和往常一樣：死因不明，於是警察來到現場。在他們問話時，死者的孩子們異口同聲地說：他們的學者父親從來都不吃蔬菜水果，但即便如此，他還是活到了九十二歲高齡，而且健康狀況相當不錯！最後，他在自己最喜愛的地方安詳地死去。看到這個案例，多少會讓我們增加一點對生活的信心，不是嗎？
大約十五年前，我寫完了博士論文。我的指導教授來自漢堡，是一位赫赫有名、受人尊敬的麻醉學教授，他問我：之後有什麼打算。
「我想從事法醫工作，可以的話會一直做下去......」我回答道。
法醫有時候必須揭露醫療疏失〈例如本書的第十一個故事〉，某種程度上，他們監控著其他醫師的工作，所以有人會覺得法醫都是一群抓耙仔。而且也有人會想：從早到晚都在看屍體？沒有感受過救人和治癒他人的那種激憤人心嗎？所以我當時覺得，對於我這個誠實的回答，教授也許會投以不以為然的眼神。但出乎意料地，他卻說：
「這是個很好的想法，布許曼先生，就這麼辦吧。法醫這份工作會磨礪你的眼界。」
那時的我還不太明白老師的意思，但現在我懂了。與死者打交道真的改變了我的視野，而且都是正面的改變。每一天，我都能在工作和個人生活方面發現值得珍惜的幸福，也明白自己身處的環境有多麼幸運。我沒有因為法醫學而失去幽默感，也沒有失去對生命的熱情。除此之外，年復一年在解剖室工作，讓我對人類的身體、可能的死因和案發過程更加敏銳，在醫學方面可說是一點都不無聊。
我們在犯罪現場勘查，在法庭上列席，和死者、凶手、家屬都有接觸，這讓我們有很大的發揮空間。一般的醫學專家通常是針對某器官或某種病症，但我們法醫學家不同，我們看到的是「全局」，包含社會、司法和政治之間的相互作用。至於我們喜不喜歡自己所看到的東西呢？那又是另一個問題了。
當年，以法醫學作為志願還很「異類」，不過今天已經是很普通的選項了。法醫學者不再需要擔心「後繼無人」，反而正好相反：每年真的都有好多學生來就讀。以夏里特醫學中心為例，想要申請法醫學的臨床實習可能還會排隊等上好幾年呢！「解剖助理」的職業訓練也很受歡迎，過去，從事這份工作的人被當成沉默寡言的怪胎，人們對他們的印象就是：協助法醫「打開」屍體，在檢驗過程中幫忙，最後再把屍體「關起來」，而且還常常沒戴手套。
不過近幾年來，有越來越多年輕女性來當學徒；在大學生中，對法醫學有興趣的女性的比例也有所成長，我覺得這真的很棒！也會盡可能支持這樣的發展。男性在醫學界獨大的時期已經夠久了，現在是新的時代，不管在哪個醫學領域都一樣！
有學術研究專門探討了人們對死者和解剖逐漸攀升的興趣是從何而來，也就是所謂的「CSI效應」。全世界都有人喜歡犯罪影集，裡面就有機智的探員和聰明的法醫。所謂的「真實犯罪類」作品也越來越受到歡迎，不論是電視節目、暢銷書排行或雜誌期刊〈本書當然也屬於這個潮流的一部分〉。
這樣看起來，讀者和觀眾似乎喜歡在一段安全距離外窺視我們的工作，有點膽怯、有點作嘔、有點覺得可怕。很多年輕人覺得和屍體打交道會很有意思，於是選了法醫學或病理學方面的工作，這些都慢慢改變著「法醫」的公眾形象。我們不再是陰沉古怪的「地下工作者」，而是一個友善、樂於溝通、親切的團隊。
在媒體上總能看到許多轟動社會的案件，或是血腥嗜殺的驚悚小說，但這些和我們的日常工作其實沒什麼關係，我們畢竟是醫學工作者，不是警察、不是法官、不是調查員、更不是私家偵探。我們所檢驗的屍體中，有將近三分之一都已經腐爛，很多都是孤獨地在自己家中去世的人，就在我寫下這行字的時候，或者你讀到這行字的時候，柏林應該至少有五十個人死去，如果範圍擴大到全德國的話，大概會有好幾百人吧。
我們的另一群常客是輕生者，他們幾乎每天都會出現在解剖台上，我在本書第六章有講述相關的故事。除此之外就是在醫院去世的病人吧，如果死因不明確的話，也會需要我們經手。還有，別忘了成千上萬悲劇性的交通事故，每年在德國都依然有幾千人在道路喪生。這樣說起來，謀殺和過失殺人其實是我們工作中的例外，而不是慣例。
我想藉由這本書再澄清一個常見的誤會：法醫學其實是一門相當有歷史的穩定「技藝」，在屍檢中，我們很少用到什麼「高科技方法」（和電視上演的不同，我知道）。從十九世紀以來，外部檢驗和內部驗屍的規則就已經成形了，最後一次的重大改動是由維爾紹醫師（Rudolf Virchow）進行的。在工作中我們會用到鑷子、手術刀、顯微鏡，然後就沒了，只有毒理學和DNA檢驗會借助最新科技的力量，比方說，最近甚至有辦法在墳墓附近的土壤也檢測出農藥，就算屍體早已被分解了也沒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