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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光陰》:難怪年輕導演對台灣電影生態水土不服,幸好他們有小野、吳念真當保護傘

文:鴻鴻(詩人,未來吳念劇場及電影編導。光電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合作編劇,陰難演對電影作品有《3橘之戀》、怪年《穿牆人》等,輕導獲南特影展最佳導演獎、台灣芝加哥影展國際影評人獎。生態水土傘曾任新北市電影節、不服保護台灣國際人權影展策展人。幸好小野現主持黑眼睛文化及黑眼睛跨劇團)

一九八二年我考上剛成立的真當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系,註冊前的未來吳念暑假,必須上成功嶺受軍事訓練。光電影週日放假到台中遊玩時,陰難演對無處可去,怪年通常只能泡剛盛行的輕導MTV──包廂錄影帶店。

因為高中時在剛創立的金馬國際電影展看到了香妲・艾克曼(Chantal Akerman)和曼努艾爾・阿拉貢(Manuel Gutiérrez Aragón),對藝術電影產生好奇和嚮往,就連報考戲劇系,也是誤以為能夠學到電影。

就在成功嶺假期當中,在台中的電影院看到了剛上映的《光陰的故事》,一時之間欣喜莫名。當然也因為看到清新的演員,包括當時在蘭陵嶄露頭角、已成為我心目中偶像的李國修。

發現戲劇系完全以劇場訓練為主軸之後,失望的我在次年報名了「中影」技術訓練班,搶不到攝影組,就學剪輯,到外雙溪的中影製片廠上課。穿過剪輯室的走廊時,還可以看到楊德昌正在剪《海灘的一天》。負責教剪輯的老師傅,提起新導演就有氣,說他們根本不懂戲、不懂剪接,喜歡把鏡頭留老長,卻不知他們正是我們這些小毛頭想學電影的最大動力。

我的大學五年正是小劇場和台灣新電影風雲激盪的年代。上完技術訓練班仍然摸不著門路,只好央求與新導演交好的賴聲川老師引介,在大四升大五的暑假,去楊德昌的班底實習。

那時楊導正在籌備《恐怖份子》,由於中影的製片組會A錢又經常擺爛,楊導組織了包括四名助導的導演組,分別支援製片、服裝、道具、甚至劇照,以及機動跑腿,來補破網。我拿著一台相機,拍了不少工作照,身兼女主角繆騫人的按摩師(拜劇場暖身訓練之賜),也配合道具師,把我的幾百本藏書、連媽媽的掛毯都拿來陳設場景──那些書拍完後被道具師一拖拉庫載走,再也要不回來。

在那個拍片像打混仗的時代,邊拍邊找景、邊拍邊找演員是家常便飯。導演發脾氣是常態,從製片到場務,逞江湖氣辦事也是常態。還聽說某些別的劇組根本像江湖兄弟,稍看不順眼,製片就老拳相向。

涉世未深的年輕人如我,跟完《恐怖》只覺得恐怖,又乖乖縮回去當觀眾,繼續受港台電影新浪洗禮。一九八〇年代中期,那可能是兩地電影新進創作者最水乳交融、互通有無的一段時期,尤其是演員的流動,最為明顯。

因為台灣新電影導演不願無條件承接傳統影視演員,不是找素人,就是從一九八〇年已先行一步改革的現代劇場中尋找。比如《恐怖份子》的三位男性要角:李立群、金士傑、顧寶明,便都出自劇場。

但是劇場演員對影像表演的適應能力不一,有時也徒增導演煩惱。另一個選擇便是找具有表演根底的香港演員。剛好受到台灣新電影衝擊的香港新導演群,也看中台灣演員的清新質感,頗為積極延用。

如關錦鵬的第一部電影《女人心》和楊德昌《青梅竹馬》同在一九八五年推出。次年關錦鵬和楊德昌便「交換」了女主角:關的《地下情》用了《青梅》的蔡琴,楊導《恐怖份子》用了《女人心》的繆騫人。

而《青梅》的侯孝賢和柯一正,則雙雙出現在同一年舒琪導演的《老娘夠騷》(台名《陌生丈夫》)當中。更不用說,楊導下一部《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更邀請了在《女人心》、《地下情》和《老娘夠騷》中表現出色的金燕玲,並從此成為班底。

如果說《悲情城市》請梁朝偉加入,還有一點票房考量(梁朝偉已經用《地下情》證明他非僅具有明星魅力,而且演技精進),楊德昌用的香港演員在台灣則並沒有票房號召力,可以說完全是選角需要。我也聽過他盛讚香港「前新浪潮」的導演梁普智(兩人共同發展過一個計畫但未完成),並曾想邀請葉童、張曼玉合作,可惜都未實現。

一九八〇年代中期的港台新電影彷彿都在跑一場頂尖賽事。一九八三年楊導拍出《海灘的一天》、侯導拍出《風櫃來的人》,香港則有方育平《半邊人》、徐克《新蜀山劍俠》;一九八四年張毅拍出《玉卿嫂》、萬仁拍出《油麻菜籽》(編劇是侯孝賢),香港則有梁普智《等待黎明》、嚴浩《似水流年》;一九八五年侯導《童年往事》、楊導《青梅竹馬》,香港則有關錦鵬《女人心》;一九八六年楊導《恐怖份子》、侯導《戀戀風塵》,香港則有關錦鵬《地下情》、方育平《美國心》、徐克《刀馬旦》,同一年吳宇森的《英雄本色》也聲譽鵲起;直到一九八七年,譚家明交出了他的《最後勝利》,這也是編劇王家衛的出道之作,我在蘆洲的二輪戲院連看兩遍還覺不夠,渾不知正在見證香港新浪潮的燦爛黃昏。

此後天下又還給了商業片,而且這些商業片也繼一九七〇年代港式武俠片及一九八〇年代初「新藝城」喜劇之後,重新佔領台灣市場(直到二〇〇二年台灣加入WTO,美片大舉進犯,版圖才全盤改變)。節奏愈益緩慢的新電影再無容身之地,必須找更多資金另謀出路。

一九八九年《悲情城市》就是一例。本片奪得威尼斯金獅獎,刺激楊導拍出另一部台灣史詩《牯嶺街》,距前一部《恐怖份子》已延宕五年矣。而香港的史詩,則要再等十年,一九九九年才出現許鞍華的《千言萬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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