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智豪
人類個體對自身以及外在世界的文化認識，都無法跳過以文化符號為基礎的理性知識架構，試想一個人，批判之所以要認識自己以及外在世界，當們的文不就是嘗試察為了要和包裹著他的一切未知進行「互動」，而互動本身，描繪便充滿著各種大大小小的自己自己選擇行為，為這些選擇行為賦予意義，所觀世界也就是化時繪們個人將自己投入文化之中的第一步。
存在於文化之中的其實個人，透過賦予符號特殊的也描意義，而為文化的及外屬性增添了內容。比如，文化台灣人將濁水溪視為象徵民族的理性重要地理環境，事實上，批判就是將民族賦予了地理物質方面的屬性，而這樣的一個屬性，又有可能回過頭來，去界定每一個能夠在日常生活中，接觸到濁水溪的人為「台灣人」這樣的文化認識。
人與文化之間同時是相互界定，卻又能從各自的屬性碎片當中，向外延伸、牽連的特殊關係。一個個人無法辨認出一個文化的全貌，卻能接觸到複數個文化的部分要素，而一個文化無法涵蓋一個個體的全部性質，卻能將複數個體的部分特質牽連在一起。
文化，是一種個體嘗試將認識當中的「無限」化為「有限」的過程，然而，這樣的有限卻又因為人類認知的天生結構，而同化做無限之中。沒有一個人可以毫無保留的說，自己知道某個文化的全部，而他所指稱的那個文化，又很有可能，正涵蓋著其他他所無法辨認的事務的一部份。如此，文化隨時有可能在另一個「當下」變形，我們所認識的這個文化的這個形式，也不過是我們當下的認識而已。
然而，當我們能夠清楚發覺到自我意識的奧秘，與文化形式的變遷時，就能更進一步去看待個人生命與文化存在之間的關係。人的一生有各種大大小小的選擇，每一個選擇的過程，都深深烙印在了他的生命當中，而當他試著感受，或回顧以往選擇的結果後，他便能深刻感覺自己是存在怎樣的文化當中，而這一文化，又可以為他眼前呈現出怎樣的道路。
一個人從小在台灣這塊土地長大，成年後接觸到了本土派的政治運動，並在每一次的選舉當中熱烈關注運動的將來，他已將自己深深的嵌入「台灣人」這一文化當中，而台灣人的文化符號，也會將他帶往到他原先不熟悉的領域。
例如，台南一兩百年的紅磚建築與台語鄉親的豁達開朗（如果他是一位台中人），又或者是，那隱藏在台灣歷史當中，尚未被普遍大眾認識的悲慘事件（比如一個個發生在中南部小人物的政治迫害事件），這些都是當我們選擇了一個文化符號之後，必然會被帶往的另一個更廣大的符號世界。
最終，我們可能會被帶到與我們選擇了不同符號，或意義的人們不同的世界裡，我與他，我們與他們，我們的階級與他們的階級，我們的族群與他們族，我們的民族與他們的民族，我們的世界與他們的世界，我們終於能夠理解到，我們與他們的不同，來自於那些對符號的選擇和意義，全是之差異的累積所造成的分離，它讓我清楚知道，和你和他的分別，以及我和你和他所看見的「世界」的分別，甚至是我和你和他，所認知到的文化符號的分別。
文化引導著我們走向成為個體，卻又讓個體看到文化（們）的差異和角度，只有在文化當中，我才能確定自己是誰，才能知道我所經驗的文化特殊在哪裡。當我們嘗試描繪自己所觀察到的文化時，其實也就是在描繪我們自己以及外在世界。
文化與個人，呈現出了相當有意思的辯證關係：究竟是文化形塑了我們的生命，還是我們的生命經驗界定了某些文化。我們永遠無法超脫這樣子的矛盾，去看待文化與個人的關係。人活在文化裡，但文化也只是人在意識當中的一種「認知」而已。
當我們能夠坦然面對文化作為我們經驗裡的一環，而非形而上的作用時，或許就能大膽放心地用直觀和定義，去面對各種生活經驗上大大小小的文化生活軌跡，也才能夠毫無疑慮的為文化尋找它的意義和定位。
人需要文化，沒有文化就像是在黑暗中失去的燈火，與其抱著對黑暗未知的恐懼，不如信任燈火所照亮的一切。人們不需要過度疑慮文化是否真實存在，而是把這種對文化感覺，化作生命的指南，任由它衝撞，任由它受挫，任由它成長。
本文經《方格子》授權轉載，原文發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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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祖鵬
核稿編輯：翁世航